我是马德里某公立医院呼吸科医生纪子宸。自从西班牙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始终在一线进行工作。今天是我自西班牙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的第三次值班。由于与疫情初期的那两次感受不同，所以我选择以这种方式把我的经历记录下来。 身穿全套马德里华人捐赠的防护装备值班开始前的忙碌目前工作时间与疫情爆发前基本一致：周一到周五自早晨8点到下午3点，3点之后，直到第二天早晨8点将只有值班医生。周末也是只有值班医生在岗，并且履行称之为“大内科”的夜班——内科、过敏科、内分泌科、风湿科等部门一起合作值班。 和往常一样，我于8点前就赶到了医院。疫情爆发以来科里增加了每日晨会，会议内容主要是跟进疫情进展，了解最新治疗手段，通报物资的情况和医疗资源的变化等几项内容，会议最后分配当日工作任务。我今天除了要担负呼吸科隔离区外的一切工作之外，同时还要为其他接收新冠患者科室的非重症病房，提供呼吸支持设备的技术指导。 由于要在值班开始前吃完午饭并且做好工作交接，值班日上午的节奏比平日要快很多。幸好今天的会诊不多，我在中午1点半就完成了所有日常工作。由于今天除我之外还有另一名呼吸科同事值班，我预计我们二人将负责整个呼吸科病房，便提前到办公室了解当日病人的情况。由于疫情开始之后病患者就诊人数激增，同事们也早就为值班医生写好了病人情况的表格，方便值班医生做出快速的反应。就这样，我提前做好了交接班。 由于疫情爆发的影响，值班病房增加了一个新程序：在2点半集合，了解当日值班团队，接受此后工作的的任务分配。 中午2点，我和同事迅速到了食堂，吃了简单的一餐后。我们准时到了集合办公室。以往平日只有4名大内科的值班医生，目前已经扩充到了12名医生。今天的团队是5名内科医生、2名呼吸科医生、2名内分泌科医生、1名传染病科医生、1名过敏科医生以及1名老年科医生。 这12名医生中，其中6人会值班到第二天早晨，其余6人只到晚上10点。在团队中，我也是新增的人手之一。我今天本来是要在中间护理单元值班，但这些病床现在被升级到了重症监护病床交给了重症医学科负责，所以我也就自然而然的被分到了普通病房。开始工作前我们建立了12人的群聊，之后分配了任务。我的同事和我将负责呼吸科的两个病区和一个内科的病区的102名患者。  呼吸科医生利用现有的设备对呼吸支持系统进行创新实验平静中危机四伏下午3点，值班正式开始。由于医院限制了病人家属的探视，所以病房的一切都较往日来得更为平静，过道里只能看到护士和护工忙碌的身影。但平静的不光是病房的过道，我的值班手机也异常得平静，我甚至一度怀疑是不是值班手机出现了问题。如若有医护经历的人都会很清楚，这种异常的平静，往往预示有大事情发生。 果不其然，很快传来了噩耗：一位年长的患者不幸身故了。对于这位入院后就一直状态不佳的患者，负责他救治的医生交班之时就做出了提醒“今晚对他而言可能十分关键。”在详细检查了患者生命体征之后，我填写了死亡证明。随之而来的另一项艰难的任务——是通知病人家属。在现在特殊时期，电话通知家属病患去世的消息似乎比往日更加艰难。还好这位病人的家属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并没有出现失控。即便如此，我仍用了将近一小时的时间处理好病患的前后事宜，这远比疫情来临前处理类似情况需要的时间长得多。 这期间，我的同事也在病房处理着其他的一些突发状况。在处理完去世年长患者的相关事宜之后，值班医生群中收到了征调闲置高流量氧疗系统的需求。高流量氧疗系统是一个比呼吸机简单一些的系统，适用于低血氧症，能够为患者提供舒适的供氧方式。我们科室刚好有一台。二话不说，我们马上组装好配件送了过去。  晨会后的合影急诊人满为患 咳嗽声不断在下午忙碌工作的间隙，我去了一趟急诊，这个过程让我印象深刻。我们收到了急诊同事的求助：一名需住院治疗的患者需使用自有的家用呼吸机。为了避免新冠患者的呼吸机排出的可能会含有大量的病毒空气导致院内传染，家用呼吸机需要加装双过滤装置。我平日的一项职责就是负责呼吸机的使用指导，所以很快找到了所需的配件，就下楼去急诊送双过滤装置了。 到了急诊，我多少有些吃惊，原来熟悉的地方现在已经完全不认识了。过道摆满了椅子，坐满了戴着口罩，候诊的病人。从走廊一路过去，能听到从各个方向传来的此起彼伏的咳嗽声。即便有所心理准备，病患的数量仍就让我吃了一惊。把过滤装置交给了联系我的急诊医生后，没有做不必要的停留，便迅速回到了病房。在图书馆新建重症监护室群聊里也时不时能传来好消息，值班团队有人接到通知，在图书馆建立的重症监护室已建成，会马上投入使用。疫情以来，医院利用一切可用的空间扩充床位，包括重症床位。除了中间护理被改为重症监护外，还有一些手术室被改为了重症监护室。 这个图书馆是我学生时代最熟悉的地方。目前书架桌椅已被搬走，并搭建了20多张重症病床。这对于已经紧张的重症床位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 随着重症监护室的不断增多，重症的值班手机号码也增加了很多，这个情况增加了不少工作的负担。但从昨天开始为了便于管理，医院设立了统一的重症值班手机号码，有专人负责对医院所有重症病床的管理和对普通病房病人入住重症病床的标准评估，这大大提高了效率。 新的重症值班号码投入使用后马上发挥了效能，有一位年轻患者血氧饱和度过低。我在接到了护士的电话后，迅速了解了病人病例就赶到所在的病房。这位患者入院以来的情况不乐观，在无创呼吸支持阶段我们已经倾尽全力，但他现在亟需转到重症监护室进行气管插管。我马上打通了重症监护的电话，介绍了病人的病情。他们马上赶到了病房，评估了病情之后和我的意见一致，并立刻带走了病人。整个流程下来，比此前的速度加快了不少。社会给我们加油鼓气以平静开场的下午却以忙碌结束。每天下午八点，马德里市民都会准时到阳台上给医护人员鼓掌。今天和往常不同,由于忙碌的工作我却没有听到。 晚上9点半，所有值班医生再次集合，汇总信息，再进行晚上的任务分配。由于晚上我们的人手减半，呼吸科的医生决定分开行动，分别和其它科室的医生成组，以使呼吸科对呼吸支持系统的知识能覆盖到医院的更多病人。我和过敏科的医生分到了一组，负责7个病区，255个病人。 分组完毕，已经到了10点。我们向所负责的7个病区的护士站告知了夜间的值班手机号码，我们将12点到早晨8点分成了两段。过敏科医生坚守前半夜，我负责后半夜。这样，每人都能得到少量的喘息时间的同时，又能够保证紧急情况的时候有足够的人员。 刚刚忙完这些工作，我们便收到了医院附近餐馆志愿送来的晚餐。他们从疫情一开始就坚持每天给我们送餐，为我们改善伙食，今天也不例外。深夜回想起了2003年疫情晚餐后我开始值守前半宿,完成手头工作后已经将近1点。由于值班医生人数的激增，以往的医生休息室已经没有了足够的床位。但呼吸科有一间病房平时用于做睡眠检查，但现在这项检查已经全部取消。我决定去那间病房里小憩片刻。 躺在“病床”上，我却迟迟不能入眠。回想2003年，国内爆发了“非典”疫情，那时我还是只是一名中学生。当时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学校大面积停课，在北京家中躲避疫情的我,如何也想不到在17年后的今天,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以一名一线医务工作者的身份参与到了抗击新冠状病毒疫情的队伍之中。夜里又有病人去世而且家属也在住院后半夜，我接到电话，又有一位患者去世。这名患者本身就有严重基础疾病的困扰，加之感染了新官病毒，接诊时病情发展就已经很不乐观，在竭尽全力后，仍旧没能闯过这一关。由于上次电话通知家属坏消息的经历对我心理上影响很大，所以我决定通知家属来医院，当面通知他病人去世的消息。 不久，病人的姐姐来到了医院。我跟她说明了病人去世的情况，她泣不成声。过了好一会儿，她询问我她妈妈的病情怎么样，这时我才意识到，她除了已经病故的弟弟，其母亲也因为新冠肺炎在我院接受治疗。值班结束，使命继续早晨8点，医生回到了各自的岗位，我的值班也结束了。按照惯例，下夜班后有一天的休息时间。结束了值班的工作后，我并没有直接下班，而是转向了康复科。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协助一位康复科的同事制定工作流程。我们都知道，康复科工作量最大的时候，是重症病人从重症监护转到普通病房的那天。那时康复科的工作量会激增，但这也说明疫情的好转，我们也正在期盼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和康复科同事讨论了工作的进展后，我最终走出了医院的大门。到家后，身为中医的母亲已经为我准备好了中药。喝完药，洗澡、入眠，做好继续奋斗的准备。 来源：欧华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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